延安時期是我們黨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。這一時期主要是抓住3個事件進行全黨范圍的紀律教育，強化廣大黨員干部的紀律觀念。

一是反對張國燾分裂活動進行“四個服從”教育。張國燾作為黨的重要領導人，長征途中自恃軍事力量強大另立中央，大搞分裂活動，到達陜北后仍不思悔改，只身逃離陜甘寧邊區(qū)叛黨而去。針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行徑和吸取的教訓，1938年10月，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“四個服從”的原則，后正式載入七大黨章，成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二是通過黃克功事件進行嚴明紀法教育。黃克功16歲就參加革命，參加過長征，到達陜北后任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。1937年10月，他因逼婚不成激憤之下槍殺了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。當時在延安有兩種聲音：一種是殺了黃克功，殺人必須償命；一種是赦免黃克功，因為他資格老、功勞大。毛澤東在給時任陜甘寧邊區(qū)高等法院院長、黃克功案件審判長雷經天的復信中嚴肅指出，黃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，如果赦免，“便無以教育黨，無以教育紅軍，無以教育革命者，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”，因此中央與軍委根據(jù)黨與紅軍的紀律，處他以極刑，要求“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(zhí)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”。黃克功事件在邊區(qū)引起極大震撼，共產黨不僅以紀法嚴明取信于民，而且以在紀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黨。

三是針對處分劉力功進行組織紀律教育。劉力功是一個從國統(tǒng)區(qū)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，1938年入黨，先在抗大學習，后去中央黨校培訓，畢業(yè)后不服從組織安排。黨組織曾7次找他談話，但仍拒絕執(zhí)行黨組織讓他去基層工作的決定。為此，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劉力功的黨籍，并公布于全黨。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專門撰寫了《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》，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《解放》上發(fā)表。圍繞這個問題，延安各機關、學校開展了一場廣泛的大討論，極大提高了黨員、干部、學生遵守紀律的自覺性。

（責任編輯：楊  虹）